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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,中国人为何去留学?---作者:张清仪  

2017-06-14 07:26:14|  分类: 点点滴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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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,中国人为何去留学?---作者:张清仪 - 黛璟 - 黛璟的博客
 

  1896年开始,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留学风潮,出国留学被当时的年轻人看做“走出一沟绝望死水”的唯一希望

  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叫容闳,他是个穷孩子,无力读书,所以到教会学校受教育,1847年,容闳与同校两三个孩子一起,自愿跟回国的教师去美国。

  这便是中国近代留学潮拉开序幕时的情况:留学的人不但少,而且身份低微。有点经济能力的家长,如果不是教徒,根本不会让孩子接受教会教育,更遑论到外邦留学了。同一时间,在中国政府开设的同文馆,教外文,也不易招到好出身的学生。

  但从1896年开始,却突然爆发成潮,而且越来越大,十年之后,光在日本已经有8000个中国留学生,不少还是自费的。留日潮之后,是留美潮、留法潮、留苏潮。20世纪上半期变成留学大热的时代。从1896年到1950年代初,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去留学。

  中华积弱,效法西洋

  标志大潮兴起的1896年,是中国败于日本、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第二年。此前半个世纪,中国已经三次败于英、法;这是第四次战败,而且败于新兴的日本,中国知识分子为之震动。这一震动,摇落了洋务运动已为中國找到富强出路的幻想。

  1896年,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,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把眼光和希望移到外国,寻找强国之策,留学于是变成全国的行为。两年之后,派学生到日本成为国家政策,地方大员也相继派人去日本学陆军。鼓吹留日的大臣张之洞主政湖北,设立两湖书院,用心培养学生,1900年曾经让他们全体官费留日。当时书院的学生都是有初级功名又经进修的人,离湖北去日本时,由候补道率领,著名幕客辜鸿铭随行;到上海,又有上海政府官员设宴招待。


 

  这固然是重文轻武的风气,却可以见到张之洞对教育、对留学的寄望之殷。

  不过,中央或地方派遣的留学生人数有限,大抵只是开启风气。让留学成为大潮的,是民间心态的转变。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,开始有年轻人认为国家要改变方针,个人亦应另有打算,他们有些选择自费留日,因为“日本维新以后,政治工业,效法西洋,进步很快,尤以海陆军更优,且学费亦省,学堂为优待留学生,可不经考试入学”。


 

  人同此心,于是以公费、私费留学日本顿成风气。20世纪伊始,去海外留学发展出规模,产生量变的意义。

  留学潮延续几十年。留学生源源不绝,先是南方沿海省市如上海、江浙、广东的青年,稍后是内陆省份如安徽、四川、湖南等家境较好的官绅家庭青年。到1910年代,留学风经过长期发展,加上社会名流鼓吹,因此青年不论家境,不论地域,都向往留学之梦。于是一批接一批青年人,一层推一层而深入村镇,深入内陆,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因为政治原因,在中国大陆告一段落。随着大批人移居台湾,留学热亦转到台湾。

  没有出路,才往外跑

  国是日非,战乱频仍,教育不兴。局促的环境,困扰着好几代青年学生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。好不容易1911年革命成功,推翻了清朝,却换来更大的失望。

  革命后不久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,广州的青年回到学堂,却发现“学校情况大非昔比,好点的教授多不去上课。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,同时即是对于革命,感着失望”。

  民国的政府虽说实行共和制,却被军阀把持。军阀为了扩大地盘,不断向外国借钱打仗,教育经费都挪去作军事开支。这种乱局又扰攘了几近20年。

  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也问题百出。

  20世纪,中国兴起一股新式教育办学潮,学校和师生人数大增,由世纪初不足7000个新学堂学生,大幅增加到民国元年近300万。

  但是新式学校暴增,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适龄青年的需要,何况还有大批超龄青年有待接受新式教育。据估计,1906年全国学龄儿童有5000万,要设50万家容100人的小学才足够。而办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经费长期不足,到1930年代仍没有解决。

  除了数量,这些新学堂的水平是更深刻的问题。

  1911年,文学家张资平考入广东一间地方官费学校。校长是留日学生,教师也多出自留日的速成班,又或是日本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两三年的留学生,只是把日文著作译过来,叫学生做笔记。

  四川的新学堂比较多,但1914年作为哥哥的郭沫若却主张弟弟“毕业后,可急行东渡,考上官费,便是好算盘;国内无此便宜,而学科不良,校风确劣无论矣”。

  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认为,中国中等教育之坏,窒碍了科学常识的普及。办学数十年,竟然没有一间好的中学,没有一本自出心裁的中文科学教本或参考书。中学以上的科学教科书都用西书,因为欠缺读科学而国文根底深厚的人译定科学名词。中学科学教员的学问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,而留学生则不屑问中等教育的事。

  新式教育不完善,水平不佳,追求新学没有出路,促使很多年轻人向海外寄托前途。民国建立近十年,青年学生蜂拥到法国勤工俭学,有学生曾言:“因为国内黑暗,没有出路,才往外跑。……我们当时的心情,真可以说是‘慌不择路’,就像溺在水里的人,见根稻草也抓一把,不管它顶不顶用”。

  “出国者如神仙中人”

  1850年代,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得到学士学位,回乡见到母亲,说美国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的秀才。他贫穷的母亲天真地问,凭这学位能得多少钱。在中国科名还很值钱的时候,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容闳只自比为秀才。

  五十年后,清朝求才若渴,对留学生也另眼相看。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,断了传统读书人的出身之途,同时又请日本博士来教新科进士法律、政治、外国史地知识,以留日学生做助教及翻译。同一年起,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。有些非出名门大学的留学生应考而合格,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。

  不过半个世纪,留学生已经身价百倍。早期回国的留学生也备受尊崇。

  1912年,考上日本官费的广东学生,感到“世态炎凉这真理真是千古不灭,自考上日本留学,一般朋友都明显地改变了态度,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,由悲观改变为乐观了”。

  如果初期还只是认为留学生是人才,加以敬重或者羡慕,到民国初年,这种羡慕已经化成行动,进入学子的意识。一个英语没懂几句的湖南学生填师范教育入学申请时,所有三项志愿都填英语,目的是学会一种外语去考留学考试。

  1930年代,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,大学生都把留学作为理想,连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已经找到好工作的人,潜意识里也崇拜留学。

  一个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已在全国著名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,明知道会有不错的前途,还是坐不住。“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,可是有重大关系。叶圣陶、沈雁冰(茅盾)、胡愈之、郑振铎、周建人,当年都同我一样当编辑。张其昀、向达,也一样当馆外编辑。”但他已成为留学迷,三考清华官费留学,两次为备取,同时又考清华研究院,投在四大导师门下。第三次他考到留英庚款,出国的时候已是三十许人。

  另一个家贫的清华大学生大学毕业,找到山东唯一一所高级中学的教席,工资优渥。然而不行,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,不时传入自己耳中,“我遥望欧山美水,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。”

  好不容易有个清华的交换计划,但是钱少,只够勉强支付自己的食宿,而亲老子幼没有人照顾。没料到,全家对他的留学都很支持:“他们对我说:我们咬咬牙,过上两年紧日子;只要饿不死,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。这种思想根源,我是清清楚楚的。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,仍然在社会上流行。”

  科举废了,留学成了最高准则。这种“科举”思想,也像往日一样,不知不觉由长辈向小辈灌输。一位1950年代从中国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讲到他童年在北京的印象:“小时在天井纳凉,听祖母讲牛郎织女故事时,就听说有留学这个名词,那时的观念,所谓留学生大概就是状元的变名。祖母如果要问一下,你以后干什么呢?我一定立时可以答出:留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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